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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pe平台-昆仑山:好一条人文之脉
来源:http://www.minhe.gov.cn    时间:2018年11月16日    

  (摄影/晁生林)

  昆仑地望:与安多藏域完全重合

  已故著名地质学家、数学家虞叔和先生,生前曾在青海柴达木盆地工作30多年。退休后,他曾动议写一部名为《昆仑山志》的著作,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和资料收集整理工作。遗憾的是,“壮志未酬身先死”,因为身患痼疾,他没有能够实现这一夙愿,只完成了这部书的纲要和目录部分。

  我有幸见到了他为这部著作仔细撰写的提纲和目录。目录的第一篇,便是昆仑山及其山系的构成。在这一章节,虞叔和先生按照一列列山峰不同的地理方位和走向,罗列出了构成昆仑山庞大山系众多山峰的名字,这些名字,大多来自于羌、藏、蒙古、维吾尔、塔吉克、柯尔克孜等中国古老民族语言,一经用汉语书写,便先天性地具有了一种神秘感和陌生感。在虞叔和先生罗列的这份提纲中,它们被竖排在纸上,形成了长短不一、错落有致的气象,参差不齐地构成了一片雄浑磅礴的纸上昆仑,它们与现实中的那些大山遥相呼应,彰显出地理意义上昆仑山所独有的震慑人心的魅力。

  昆仑山很大,它不但是中国西部山系的主干,也是亚洲中部的庞大山系,横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西藏自治区之间,向东延入青海省西部,抵四川省西北部,全长达2500公里。昆仑山是古老的褶皱山脉,其西段沿塔里木盆地南缘作西北——东南走向,东北坡陡峭,西南与喀喇昆仑山相接,高大的山体分布着面积极为广大的冰川。当昆仑山从西北——东南走向转而为东西走向,庞大的山体便纵横于青海境内,造就出了青海西部广袤粗犷的独特地貌,堪称大美。

  虞叔和先生罗列的这份提纲中,海西地区及其周边的庞大山系被他视为“东昆仑山”,分为北列、中列和南列。在这些山系中,计有唐格乌拉山、祁曼塔格山、阿尼玛卿山、可可西里山等近20余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山。

  “阿庆冈嘉”是当地民间对上述某一座大山的称呼,藏族智者智观巴·贡却乎丹巴绕吉所著的《安多政教史》一书中提及并记载了它的名字,使得这一民间命名彰显出了它的重要性。但在这一山峰的认定上有两种不同说法,有人认为,阿庆冈嘉山便是上述提及的唐格乌拉山,依照虞叔和先生所列提纲,属“东昆仑山”北列。这座山是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与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分界山脉,平均海拔4500米,山脉西段的主峰便是青海昆仑玉的主要产地玉珠峰。也有人认为,阿庆冈嘉山是位于西藏自治区与青海西南部的可可西里山。可可西里山属于“东昆仑山”南列,东西走向,东延接巴颜喀拉山,山脉长500公里,平均海拔6000米。主峰岗扎日,海拔6305米,是长江北源楚玛尔河的发源地。

  阿庆冈嘉山虽然被认定为南北方位不同的两座不同的雪山,但这两座大山从文化意义上却有着相同的地理位置——不论是唐格乌拉山还是可可西里山,它们恰好处在以语言为显著区别的藏族三大文化区域——安多、卫藏和康巴的分界线上,因此也成为在藏文化中有着重要地位的一座山峰。《安多政教史》在论述解释“安多”这一特殊的地名时认为:“将阿庆冈嘉雪山与多拉山之名的首字合并起来,自此以下的区域称为‘安多’。(山名首字合并是为‘阿多’,意同‘安多’。‘安多’是约定俗成的汉语写法——作者注)”。此处所说的多拉山,则指著名的祁连山。这恰好是学界对青海境内“昆仑”这一地域概念的定义——昆仑文化学者李晓伟认为,现今的青海湖(古称西海)周围,南抵昆仑山,北抵祁连山,即是古籍中所说的“昆仑之丘”。

  也就是说,在地理概念上,青海“昆仑”与“安多”所指涉的区域完全是重合的。我认为这应该是一个值得引起学界关注的问题,但迄今未有人论及。昆仑文化学者大都没有掌握民族语言文字,不能从民族文化意义上观照和认知,这也成为他们在研究昆仑文化上的先天性缺憾。

  我还发现,“祁连”和“昆仑”,也有可能是两个汉语析音词。析音词,是指一个单音节的字,在发音时将它的声韵分开,成为一个双音节的词。析音词在传统汉语中有大量的遗留,如中国北方的一种面食叫“曲连”,中间留有圆孔,其实是将“圈”字声韵分开后的读法,再比如,青海将一种盛装东西的小盘子叫“普兰”,其实就是“盘”字的析音读法,这种例子在传统汉语中不胜列举。以此类推,我认为祁连和昆仑也可以作为析音词去解读,祁连,应该是“乾”的析音词(一致的解释是,祁连为匈奴语言,意为“天”,其实意同“乾”),而昆仑便是“坤”的析音词。乾坤一般解释为天地,如此,“昆仑”便是“天地”之意。这一猜测也可以从其他一些资料得到佐证。有专家研究认为,“昆仑”一词出自古象雄语“穷隆”,“穷隆”是“大鹏鸟的山谷”之意。在藏族古老神话中,世界形成,天地初分,便是从大鹏鸟的一枚鸟卵开始的。而处于安多核心区域的果洛,则有“天地之大,比如果洛”的说法。如此,“安多”这一地名中,也蕴含中“乾坤”、“天地”的意思。昆仑,则是安多部族的领地。

  正如昆仑山庞大山系中的一座座山脉,它们的名字却来自不少于10个以上的中国不同民族语言一样,昆仑大地,历来便是众多民族世居、来往的地方。以民族众多、文化多元而著称,不同文化间的不断碰撞与融合,自然而然,使它成为了昆仑文化理所当然的母体。

  玉石之路:丝绸之路的前世

  文化是人类与自然相遇的结果。

  人们在昆仑山麓的最初行走,是因为这里的石头温润细腻,晶莹通透,是玉。

  一条蜿蜒的羊肠小道穿行在昆仑山间,不断的环绕、折回,使得这条小道显得指向不明,不知所往,其实它的尽头是新疆的和田与青海的玉珠峰脚下,那里遍地皆是的石头,是这条小道最终的路标。后来的人们,把这条小道叫做“玉石之路”。文献研究及考古证明,玉石之路远远早于同样穿越了昆仑山的丝绸之路。或者说,正是因为有了玉石之路,它由近及远地不断延伸,便有了丝绸之路。有关专家通过对河南殷墟商代妇好墓出土和田玉器等的分析认定,认为玉石之路比丝绸之路至少早了3000年!

  那时的古代先民从新疆和田一带采挖、捡拾、购买玉石,再将所得玉石向东经甘肃、青海、宁夏、山西、陕西,运入河南,向南入古象雄王国和吐蕃王国,向西经乌兹别克斯坦,至地中海沿岸的欧亚各国。古籍记载中,周穆王西巡的线路,被认为便是这条玉石之路。

  玉石之路在汉武帝时代得以前所未有的开发利用,他在今甘肃酒泉地区还设了驿站,这个驿站有一个响亮的名字:玉门关,从此,昆仑山中的精美玉石,有了一个专门的通道,玉石到了玉门关便也进入了西汉的国门。

  汉武帝还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,张骞从古长安启程,经甘肃、新疆到达中、西亚,以及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地区。使得这条玉石之路不断延长,成为欧亚大陆的交通大动脉,也使得西汉、古天竺、希腊等文明交汇融合。9世纪末,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将其誉为“丝绸之路”。从此,这条在西域诸国视域中的“玉石之路”,成为中原西汉王朝视角下的“丝绸之路。”

  在昆仑山麓,道路纵横,古代先民赶着骡马牦牛在这里行走,踩踏出的还不止是丝绸之路,还有唐蕃古道、茶马古道等。唐蕃古道是有唐以来从中原内地通往青海、西藏乃至尼泊尔、印度等国的必经之路,茶马古道,则是以马帮为主要交通方式的民间国际贸易通道。雪域高原的吐蕃王朝还在这里打通了“食盐之路”,西藏阿里地区的古象雄王国成为食盐之路的枢纽,西行的丝绸之路到了青藏高原还衍生出一条“麝香之路”,这条道路蜿蜒向南,经南亚各国抵达西方,构成古代东西方交往的另一条交通要道。在昆仑南北,还形成了“青铜之路”、“瑟珠之路”。

  这些以商业贸易为目的的道路网织在昆仑山周边,人们在每一条道路上行走、相遇,不同的文化、得以传播、融合、壮大,像花种一样被人们撒落在走过的地方,在人们的脚印里绽放出奇异的色彩,散发着迷人的芬芳。

  西王母:民族史诗神话里的多重身影

  说起昆仑,必然要提及西王母。西王母是谁呢?

  《格萨尔》史诗有关专家曾就西王母与史诗人物贡曼嘉姆做过比较研究,认为贡曼嘉姆就是昆仑神话中的西王母,“是在不同地区、不同时代、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中不同形象的再现。”并从服饰、形象、居室、随从等方面给予许多的理由和佐证。在《格萨尔》史诗中,对贡曼嘉姆还有一个称谓:奶奶。我在查阅有关西王母的资料时发现,西王母最早被称为西貘、西嫫、金母等,而在藏语中,西嫫则是祖母、奶奶的称谓。西嫫,是安多藏语发音的谐音,依照康巴或卫藏方言,则恰好音近金母。而母系氏族恰好是以母系血缘维系,由母系关系传递的,即由祖母传给母亲,由母亲传给女儿,王母往往也是祖母。

  《格萨尔》史诗中,天母贡曼嘉姆每每出场,场面总是很盛大。由我翻译的《格萨尔》史诗部本《百热山羊宗》中,是这样描述的这一场面的:圣王格萨尔正安眠与空乐明光之时,十万空行之主、慧识空行母贡曼嘉姆奶奶搭建起彩虹之帐,在那白云密集之处,身穿神之纱衣,手持彩箭与长寿甘露宝瓶,身骑白狮,手牵青龙,在众位空行女神的簇拥中,对着圣王岭格萨尔,敲着达玛日鼓,以花雨降落之调唱起了这首预言夺取瑞宝之歌:

  制敌至宝格萨尔,

  勿再贪睡听我言,

  若不打马上沙场,

  何将恶魔降服之?

  ……

  在有关汉语古籍中,对西王母的记载,场面也很排场:“王母至,乘紫车,玉女夹驭,载七胜,青气如云,有二青鸟如鸾,夹侍王母旁。”对照之下,多有相同之处。

  不单单是贡曼嘉姆,在藏族民间神话中,有许多女神或王母,从这些女神或王母身上,几乎都能窥见西王母的影子。

  青海湖在藏语中被称为赤秀嘉姆。赤秀嘉姆,意为“万羽王母”。此说与《山海经》中描述的西王母极为相似:蓬发戴胜。蓬发,当是身披长发,戴胜,则认为是鸟羽冠状的头饰。

  在汉文典籍中,对西王母的描述是一副凶神恶煞的形象。《西次三经》:“其状如人,狗尾,虎齿而善啸……”《大荒西经》:“戴胜,虎齿,狗尾穴处……”这种描述让人不仅联想到另一位女神:藏族的女性护法吉祥天母,藏语为班丹拉姆。

  吉祥天母,藏文典籍中这样描述了她的形象:肤色青蓝,红发竖立,头戴五骷髅冠,面有三目圆睁,张着大嘴,露出獠牙。在她坐骑身上带着一个荷包袋,里面盛着疫病毒菌,预示她是主生死、病瘟、善恶的神。

  显然,这种描述与汉文典籍中对西王母的描述有许多近似之处,不仅形象近似,就连所主管的事项也很一致——汉族传说认为,西王母是掌管天下灾害及刑杀的神:“主知灾厉五刑残杀之气也”。

  西王母的形象在后期的历史记载中,却逐渐变得美丽起来,甚至有“容颜绝世,真灵人也……”的记载,许多专家对这种由丑到美的演变百思不得其解,我妄猜,这是不是在藏族民间意识中,有两个吉祥天母的形象有关?

  吉祥天母常见的形象有两种:忿怒型和文静型,忿怒型就是上述形象,而文静型的形象与之截然不同:肤色洁白,头上有高耸的发髻和花冠,三只细长的眼睛流露出和善的目光……这种庄重和美艳,似乎就是历史典籍对西王母后期形象的描述。

  有关西王母的传说,流传极广的应该是西王母与周穆王瑶池相会的浪漫故事,特别是故事中西王母与周穆王对歌的场景令人难以忘怀。

  西王母与周穆王相谈甚欢,行将告别时,西王母唱道:

  白云在天,

  山陵自出,

  道里悠远,

  山川间之。

  将子毋死,

  尚能复来?

  穆天子听了西王母的的歌,“乐而忘归”。他唱和道:

  予归东土,

  和治诸夏。

  万民平均,

  吾顾见汝。

  比及三年,

  将复而野。

  相关记载并没有标明西王母与周穆王的对唱用了何种语言,但这种对唱的形式,却遗留在安多地区的藏族民间——青年男女以歌会友,谈情说爱,流传下来一种特殊的歌咏形式,叫拉伊。秋日,我在海西州采风,朋友送了我一本由天峻籍的藏族学者汪什代·索南达杰编译,藏汉英三语对照的《安多拉伊》一书,得闲阅读,忽然发现汉译文中的拉伊,与上述的这首绝唱何其相似:

  布谷南飞,

  牵心画眉,

  请勿牵挂,

  何时归来,

  告诉归期,

  密林深处,

  苍翠枝头,

  我在等你……

  昆仑山,以庞大的山系被誉为“万山之祖”,“河出昆仑”“玉出昆冈”“赫赫我祖,来自昆仑”。中华民族把它视为自己走向历史舞台的出发地,视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。

  在这片庞大的山系中丰盈而出的文化,兼容并蓄地融汇了各种文化因子,继而也有了一种气势,这种气势高贵而坚韧,有着犹如宇宙一样的包容度。“一览众山小”,在中华民族文化的视野中,即便是孕育了它的巍巍昆仑,也只是一座“昆仑之丘”。

  昆仑山,好一条人文之脉!( 龙仁青)